赵静，中国政法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薛美清（1930年4月26日-2021.1.23），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著名法律史学家、监狱史学家。上图是我校教师艾群于2006年11月16日拍摄的。当时，它被称为“20世纪80年代法学院的学生；“四位才华横溢的女性”；我们的老师聚集在研究生院。薛先生在这张照片的背面问自己；复习教学；。图中，平台上有两本书，一本是薛先生下令的《宋刑制度》，另一本是薛先生编辑的《中国监狱史》（精装本）
First熟人"e；薛美清；，2003年9月大二伊始，主编的名字在必修课教材《中国法律史新编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998年第三次印刷）中赫然出现。事实上，薛先生从1956年加入北京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到1995年退休，经历了北京政法大学中国法律史学科从起步、辍学到复兴的全过程，坚守在教学一线，多年来编写和编辑本科教材，如《中国国家与法律史讲义》第一卷（1963年与曾炳军教授、北京政法大学国家与法律史教研室合著）中国法制史第一卷（北京政法大学法律史教研室对1963年版1982年第1卷略加修订），一门关于中国法制史的课程（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主编，1988年），中国法制史新课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主编，1995年）。如果以马志彬教授主编的《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为分界点，近半个世纪以来，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受益于薛女士的教学成果。她被称为资深教师，是该校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名副其实。她自己的经验被总结为40年教学的答题纸（中国政法大学报，1996年1月18日，后来被收录在《看法大学》，马康梅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2期-74），移动到
中国国家与法律史讲义（1963年），学生从邓石口中国书店购买
自2020年10月起，我受委托整理薛女士的藏书和各种手稿，更深入地了解她的生活和成就。1953年毕业于福州大学历史系（考入福建协和医学院，现为福建师范大学），薛女士有着强烈的；历史资料“；保存和安排意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教学课程的一整套手写讲义，所有重大学术或行政会议的手写发言和会议记录（与会者的发言摘录，并用引号区分复述和抄本），每篇论文的手写草稿，油印，正式出版的杂志及其再修订意见、与作品出版有关的信函、各阶段的样稿、出版合同及其修订意见、各种手写数据卡、学术剪报、从当地档案馆和图书馆复制的史料、一些学者和学生论文的油印和修订稿，以及她个人的学位证书、成绩记分卡、功绩证书和任命书、入党申请材料、职称晋升材料、学术活动邀请函、一些日记等，涉及学习、教学、科研、管理等各个阶段，学术交流中有各种关于日常生活的信息，数量相当可观，她已经做出了相当系统的分类，这真是令人钦佩。不幸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信息。我所能看到的是，除了她学习期间的材料和两首纪念周总理的现代诗（1977年1月8日芜湖和1979年1月6日安师范大学），这些都记录在她日记的开头，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会员证书》（北京第0547136号，1957年5月23日颁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会员证书》合著者屈原简介<命运>《黄炳泽反命运思想》手稿及其所载期刊（安徽史学，1975年4月），以及关于她从助教晋升为讲师的红发文件（1978年11月21日，安徽师范大学党委关于确定和晋升黄炳泽等106名教师和助教为讲师的通知），这些可能部分反映了北京政法大学解散后教职员工调到安徽的历史（有关信息，请参阅刘长民主编、张培建撰写的《甲子花章》）– - - 中国政法大学历史（1952～201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3期-第87页。此外，根据薛教授及其女儿黄德培教授所著的《梅文穗书》，她于1972年被分配到安徽省楚县教育局，1978年调到安徽师范大学任历史教师 "E；薛美清；她名字下面的红线应该是薛女士自己画的。在与本文件一同保存的另外两份正式文件中，即《同意提拔杨荣信等20名同志为副教授》（经高教仁字
《宋代刑事统一研究手稿》封面第一页
事实上，两位学者之间的通信并不限于此。目前川村先生的信件有9封（分别于1991年3月、1991年6月4日、1992年6月、1993年11月、1994年5月、1995年2月、1995年5月、1996年仲夏和1997年初夏签署），论文共有12种选本（按出版时间排列如下：宋代折棍方法初探[]、建中三年重棍处决法研究[]、唐五代杀棍法研究[]、郑和八年折棍法研究[]、宋代杀棍法研究[]、清远法务与宋代法典研究[]，《宋代多余女婿小研究》【】，《宋代死刑研究》【】，《宋代违纪案件研究》【】，《遇善斗杀重要性研究》【《宋代复仇》【】，《宋代主刑》【】；薛先生的回信手稿（1991年4月24日，1995年3月中旬）共两份，其中1991年4月24日的回信由宋代刑事统一研究所收到；讨论信；
原文
左侧为"e；讨论信；在手稿的第一页，右边是川村先生发送的一份复印件
川村先生的信不仅表示他打算提交一份复印件并要求更正，还涉及他作为助理进入东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并辞职（1990年4月-1995年3月），在早稻田大学法律研究系公法专业重新开设中国法律博士后课程（1995年4月）-1996年3月），加入关西大学法律系，担任全职讲师（自1996年4月起）。其中，1991年6月4日的信是唯一一封只用中文写的信（1991年3月的信包括两部分，一部分用日语，另一部分用汉语，另外四部分用日语），这是写给薛先生的；讨论信；薛先生除了解释明年将出版一篇专题文章《政和八年折法考》，还提到了两个问题：第一，川村先生指出，所谓“剑龙三年诏书”是川村先生制定的；18根骨干拐杖，服务一年”；他同意工作人员折叠方法不可行的观点；其次，薛先生质疑川村先生对唐代法律的看法；添加斗杆“；他列出了原始史料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在第一次回复中，薛先生不仅回应了川村先生的观点，而且还通过研究生张培天的翻译明确解释说，他没有学习日语，理解了日语的内容。目前，在她保存的资料中，除了宋代《折棍法初考》的汉译手稿外，还有一些郑和八年《折棍法考》的汉译手稿。因此，上述《宋代刑事制度研究》收到了；讨论信；它还涉及对该条意见的评论（第211条-212），这也反映了这一点"e；讨论信；初稿到定稿的变更过程
两篇中文翻译手稿的第一页。 根据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信息，薛先生与川村先生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池田温先生与她之间的沟通。1989年4月19日-21日，中国法律史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日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池田先生和薛先生都是参与者，并发表了<日本国健再保目录>刑事专家沈家本《监狱改造理论及其实施》（均收录于《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21日，池田先生在康悦酒店的信头上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他的论文《传统法律与社会（宋代）》– 请转交给薛先生。池田先生在这封信中表示，他对薛先生在闭幕式前的讲话中对宋代法律资料和研究价值的解释非常感兴趣，询问宋朝刑罚制度的版本，并说；《旧鸡骨革藏书手稿》（现存于台北市中央图书馆）&引述；的信息。5月6日，池田先生回国后给薛先生发了一封信，信中附上了他在会议期间为薛先生拍的照片
薛先生为大会发言准备的草稿第一面为2页（4面），也是康悦酒店的信纸。右上角似乎是较晚的时间（90.4.18-21），不正确
薛先生于当年5月22日写了一封回信。根据现有的手稿，主要有四项内容：一是对池田先生表示感谢，并对会议期间未能进行面对面磋商表示遗憾；二是解释1981年-1987年，他结识了在北京的日本学者，如Tsuga xiusan、masaro Shimada、Okano Cheng、miyazaka Hiroshi等；第三部分简要介绍了中国大陆宋代史和宋代法制史的研究情况，以及她发表的论文、研究计划和指导研究生学习清远法律事务的情况；四是介绍宋代刑罚制度的版本信息
左为薛先生复函初稿首页；右侧是池田先生提交的打印件
薛先生在答复中提到，他曾在北京会见过日本学者。Shiga先生、Shimoda先生和Okano先生-7月7日，他应邀组织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包括四人代表团和TeradaHaoming先生），并分别在北京发表了“中国之行”；《日本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日本东北亚法律史研究；日本对唐代法律的研究；学术演讲（见韩延龙、刘海年：《中国法学史日本学者访华代表团》，《法学研究》，1981年，第6期，第44页）。宫崎骏先生在张希波、韩延龙主编的《中国革命法制史》（1921）中-1949）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在《导言》中提到，1985年秋，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邀请，他访问了中国三个月（见《东洋法律史研究会日本通讯》，1989年第3期，第11页）
薛先生与川村先生的交流可能与此有关，因为川村先生在东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担任助理，与池田先生关系密切，是池田先生主编的《唐玲副刊》的作者之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薛先生对池田先生和川村先生的回复涉及到宋代惩罚制度的问题，如；目前，我们正在对宋代的刑罚制度进行评析。。。至于吉格格版本，并不是所有的书都提到过。是否为天一阁版本尚未核实，因此很难得出结论；（对池田先生1989年5月22日的信的答复），“；《中国律令集》（共五卷）已交付出版，其中《宋辽金元律令集》（150万字）由我编辑；（1995年3月中旬富川村先生的来信）。中国法令一体化之所以与宋代刑罚制度有关，是因为薛先生在《宋代刑罚制度研究》中写了一篇文章；对宋代刑罚制度整理的质疑；，“开头描述”；本次重新校勘以1984年6月中华书局《宋行通》第一版为依据（吴义如校勘，北京首次平装印刷）。所有错误和错误均已包含在作者编辑的《中国法律法规汇编》中*宋、辽、西夏、金、元卷（多卷本即将出版）进行了修订，但没有集中列出；（第311节-312). 遗憾的是，《中国法律法规汇编》五卷本只由张有余、高峰出版；“清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我们很难评价薛先生的工作 薛先生的手稿中还有一首尚未出版的《宋律》，大纲计划于1986年4月1日编制（如图右字母所示，随附吴建江先生的审查意见和大纲全文）；1987年完成初稿（分为引言、惩罚制度、诏书和得失）。目前，只有；前言可用+引言“；1988年完成了两个部分，共30页，有大量修改和评论（如图左侧所示，目前只有前言）+引言第一部分：宋代法律制度；，共5页）。关于薛先生的评论；犯罪统计”；皇家法令；以及对两宋法制的总体看法，请参见她所著的《中国法制史草案》第七章第二节；宋兴通及其特点和地位；中央法令、法令和法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宋代法制通论》，序言（法律出版社，2002年）
然而，在整理了薛女士这一次的藏书之后，她在自己使用的吴一如的《宋兴通》（中华图书公司，1984年）中找到了自己的校对说明：；1991年12月对egaburn的审查的相关来源/1993年3月初对egaburn（以局为单位）的标点省略/1995年12月对egaburn的全面审查”；（“佳本”为佳业堂本，“局本”为法制局本，括号内为边缘词。）”– - - 作者备注）。在书中，她用红笔写下了校勘记录。此外，在她保存的材料中，有两页笔记，每页都有十分；《宋代七点钟刑制校勘》；学校日志记录”；（主要针对吴一如，点击学校版）。这些都反映在她之前的"e；《宋朝刑罚制度整理质疑》；易文、宋兴彤（法律出版社，1999），她核对了
薛先生在吴一如的课本上写了一份复习记录
薛先生写的两页校勘笔记
值得一提的是，薛先生也在努力寻找保存在台北的宋朝刑罚制度版本。例如，1990年5月5日，台湾政治大学的朱焕武先生写信给薛先生，解释了他对台湾大学总图书馆、法学院图书馆和文学学院图书馆藏品的调查结果，这些藏品依次是中央“图书馆”；《明武四》专栏的手稿，包含了宋朝的刑事统一，并感谢薛先生在北京的款待，表达了他对海峡两岸法学史学者交流与合作的良好期待。据调查，朱先生于4月24日来到北京-第一次报价于5月1日举行；海峡两岸法律学者学术研讨会；，这是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法律学者在大陆的首次聚会（见任达：《第一届海峡两岸法律学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法学家》，1990年，第4期，第23期-24). 薛先生应该利用机会请他代表他检查台北藏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薛女士目前的资料和出版的作品中没有提及《明武四》专栏的手稿的痕迹
薛先生在朱先生的信背面起草了一份回复草案
至于这本乌斯兰手稿，一般认为它是宋兴通现行版本的祖先。它曾被北平图书馆收藏。作为a图书馆宋、元、明版本之一，二战期间被临时存放在国会图书馆。1965年，它由；中央报价（"e）；这本书保存在图书馆里。现在这本原著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发行过程中，Okano先生出版了《宋朝刑罚制度》（收录于《中国法制史》，1993年由紫河秀三主编
东京大学出版社《基础材料研究》一文对此作了详细介绍（详见徐世宏译《基础材料研究》）<宋兴通>《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奥卡诺先生的报价（"e）；附言（"e）；中专学校提到薛老师的贡献（第214号-215页；此报价（"e）；附言（"e）；原文是我的手稿<宋兴通>《法律史补编》，2001年第6期，第63期-67页），如"e；据薛氏《宋刑制度修编注》所述，该书以《嘉业堂丛书》（1992年附言）现代版、法务局版（1918年）和《唐律与法》代南阁版为主要参考资料。以上都可以看作是合法的校勘方法。。。虽然这本书中没有使用天一阁仍然是一个问题，但在嘉业堂对《宋行通》一书进行判读和整理，为学术界提供一个方便的宋行通定稿，是有意义的。《宋代刑事制度研究》也是薛实所著，可以说是法律史研究的第一次尝试。在各个国家，对唐律和蜀易的研究者很多，专门研究宋代刑罚制度的人很少。作者将来应该从这本书中学到很多；，这是一个相当客观和积极的评估。然而，日本学者认为，《唐律疏议》的传世版本是宋元以后诸多修改的混合体，不应被视为唐代颁布的法典，更不应被直接认定为永辉律疏议。作为当时的中国学者，薛先生可能不同意这种观点。正是由于原因，Okano先生在；附言（"e）；例如，”“；就薛对《唐律》[]本身的唐律法规的看法而言，作者不能直接同意"E；至于薛对永辉的唐律和后世的唐律的讨论，我认为在讨论的结构上有一个错误：“她应该很难接受
” **二 **
中国监狱史是宋代法制史之外的另一个专业领域。1982年，公安部组织编写了劳改专业教材。由薛女士编辑、薛女士委托的《中国监狱史》最终于1986年12月出版，开启了她30多年的研究和史料整理之路
1983年5月薛先生写给雷洁琼教授的一封信草稿（薛先生生前捐赠给浙江监狱博物馆），询问严景耀教授写的关于中国监狱问题的信
薛先生写于1983年7月11日6-7月东北调查回顾。从以上两份资料可以看出，她当时是在为撰写中国监狱史收集资料。此外，根据同行蒋兴国教授的日记（未出版），此次东北之行的出发时间应为6月22日
这本三十多万字的教科书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扬，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监狱的专门史。。。是一束绽放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绚丽花朵；（万安中：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束奇葩
评论<中国监狱史>”，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补品工作“；（赵国玲，《20世纪中国监狱法》，《中外法》，1998年第3期），“中国监狱法”第二卷第二期；《监狱理论先驱著作》；《中国监狱史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一书；（“薛美清关于这一主题的研讨会作品”，薛美清是第一次对“中国监狱史”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引自迈克尔·R·杜顿的《中国的政策与购买：从宗教到‘人民’”，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8页，142页。中译本为迈克尔·杜顿*R.中国的法规和处罚– - - 从父权制标准到人民标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0页和165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早的通史著作，第一部打开中国监狱通史研究氛围的著作》；（杨庆武：《中国近代以来监狱史研究述评》，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事实上，早在1908年，书名为；中国监狱史；他的中文作品由在日留学生屠晶玉创作，虽然只有几千字，但它们已经成为第一个登记书名的作品；商标（"e；）；。台湾李家福先生于1977年出版了《中国法制史上的监狱制度研究》（潘静怡出版），1984年出版了《中国监狱法制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大陆的李文斌先生还出版了《中国古代监狱简史》（西北政法大学科研室）。虽然他是先驱，但基本内容仅限于监狱系统。就史料的丰富性而言，在详细论述体系的完整性等方面难以与《学籍》相比。当然，由于当时的客观情况，两岸作家很难及时掌握对方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前沿趋势，只能在自己的学术背景下完成写作。从薛先生写给雷洁琼教授的信中可以看出，严景尧教授的《中国监狱问题》（社会学界，1929年，第3期）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很难找到。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是知识的学习，还不得不去各个地方进行研究，这种信息的缺乏很难想象，如果我们能从严景尧的论文集（开明出版社，1995年）开始，或者严重依赖他的作品的电子版；前者很难知道，后者很容易攻击；，这也是为什么各种学术史评论都被引用来赞扬薛澍的奠基和开创性工作的原因
薛先生在对新中国监狱史的口头研究中提到，士兵们去了中国东北（吉林、沈阳），西南（重庆、成都）和华东（南京、上海）通过三条途径收集数据（中国监狱工作协会监狱史专业委员会编制了《新中国监狱工作第二卷我知道》，2010年内部出版，第303页）。如上图所示，本年度查询、复制、拍摄资料来源包括东北三省（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图书馆、哈尔滨市图书馆）、浙江、上海、南京、合肥、广西、广东
图中左侧为《中国监狱史写作材料目录》（第1页）；右边是涂靖宇撰写的《中国监狱史》复印件的扉页，上面盖有“中国监狱史”字样；北京政法学院国史与法学系；公章。据我所知，法律史领域第一个公开提及本书信息的人似乎是曾宪益和郑定，他们编写了《中国法制史综合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68页）。其中，郑丁教授是薛先生的学生。他可能在读研究生时看过这本书
上图和报价；中国监狱史目录；中列出的编号可以与薛先生当前存储的材料背面的编号相对应。如果这是-0034年奉天监狱1号档案上还加盖了；劳改专业教材编辑部；前锋迈克尔的公章*R.达登作品的雏形是他在格里菲斯大学的博士论文。一千九百八十八-1990年，他在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工作。名为引号的副本（"e）；《中国监狱史》编撰组与马泰先生（1989年12月31日）简论；手稿包含了几点信息（引号中的是薛先生写的原文），或者可以扩展讨论
薛先生将手写报告的原稿捐赠给浙江监狱博物馆，并捐赠了一份原稿。目前，一份手稿仍保存在薛先生的家中
第一，1989年8月底；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现代亚洲研究中心专业研究员；马泰先生给薛先生写了一封信（由人民出版社编辑部转发），说他已经写了博士论文；中国户籍、监狱和劳改；在阅读了她编辑的《中国监狱史》之后，我希望在当年12月访问中国政法大学，并与作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位是Matai先生，是Michael*R.达登。他翻译的《中国的法规与处罚》；翻译顺序“；给他打电话（"e）；中文名字Matthew，意思是“马列主义的老太太”，英文姓氏的发音是；（第1页），我担心这可能与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的想法不一致，因为；美泰公司；“的”；“Tai”；难以推导和引用；“老太太”；的含义。薛先生是；“简介”；报价中有说明（"e）；信原件在中国政法大学外事办公室；。目前，我还没有发现这种情况，但根据常识；美泰公司；他的名字应该来自他的自我介绍。回到澳大利亚后，他于1990年5月25日用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信头给薛先生写了一封信。他表示感谢，解释说他将于当年7月后调到墨尔本大学政治系，并列出了他的新地址，并询问薛先生目前有哪些古代监狱遗址可供参观，以及将来访华时是否可以介绍相关领域的中国学者。其签名为；美泰；。1992年，他的英文书出版，薛先生的一本书署名为；马泰，1995年4月2日“；赠书。可以看出，直到1995年，他才将自己的名字改为"e；马修
马泰先生的赠书和签名
第二，1989年12月31日上午9:30至11:00，马泰先生和他的朋友、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薛教授胡国泰先生，台湾“中央”研究院副教授到校访问，并与《中国监狱史》编撰团队进行了交流（除薛先生、沈胜锋副教授、蒋兴国副教授、雷胜胜副教授、外事办公室徐桂平副教授外）。马泰先生称赞了中国监狱的历史，例如“非常好”；这对他的论文写作有很大帮助；他代表朋友买的《中国监狱史》一书已被撕去；他认为，这是国内外第一部关于中国监狱史的著作，具有丰富的史料和特色；，叹气“；研究中国监狱历史的人太少了；。恐怕这些评论不是他的客气话。回顾他的书的第二部分；处罚制度；“的两章”；中国早期刑罚模式：从德治到体罚治；中国现代刑罚模式：从体罚规制到学科经济学；，在整理史实的层面上，引用了大量中国监狱史
在《中国监狱史》正式出版之前，薛先生整理了一本同名油印本，封面上写着；司法部劳动改革局/1986年3月28日“；（后跟手写前缀"e；河南"e；），有很多更正、补充等，都是她自己的笔记
第三，根据薛先生的描述，他们讨论了"e；‘讨论和交流了生产方式与监狱的关系、中国劳动刑罚与罪犯劳动力的使用、洪洞县监狱的典型性和囚犯记录（筛选）制度；。作为一名汉学家，马泰先生非常依赖中国学者在史实方面的成就，但他对当时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分析持保留和审慎的态度。研讨会上对前两个问题的讨论在他的书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我认为；薛澍陷入了一个经典的两难境地，即如何承认统治阶级的改革政策，同时确保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薛澍非常重视特定的历史时刻，更普遍地说，是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下
如何根据劳动力需求进行处罚实践”；另一方面，薛澍对有关刑罚的文献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但没有描述刑罚模式与劳动需求之间的任何联系或重叠；（中国的法规和处罚，第151条和第164条-165). 如果你从中判断”；薛澍的许多缺点都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不反思。这是大多数中国历史作品的特点。近年来，这导致了更新方法论和更具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呼吁；让我们看看前面的引语；翻译顺序“；“所说的话”的名字来源于它的意思；马列主义的老太太；，它很合身
1989年10月1日薛先生的回复手稿（捐赠给浙江监狱博物馆）
此后，马特尔先生被调到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并出版了《中国街头生活》（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中国政治警务：历史》（杜克大学出版社，2005）等专著。薛先生在《中国监狱史》的基础上，编辑完成了《中国监狱史知识》（法律出版社，2001），先后编辑了《天津监狱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和《新中国监狱工作五十年》（1949年10月）-2000）（法律出版社，2019），完成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监狱史》（法律出版社，2011）。也可能是由于他本人和海内外同事在寻找相关资料方面的困难经历，薛先生退休后投入了大量精力对史料进行整理和编纂。先后出版了《清末监狱改良画册》（中国监狱学会，1997）、《耿欣监狱笔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清末新令》（1901）-1911年）、学校版第七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清末民初监狱法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遗憾的是，两位学者在方向上有所交叉，但根据薛先生收集的数据，没有交叉
图中左图为中国监狱学会内部刊物，右图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以地狱为基础的两卷《中国革命史》的封面颜色和乐口设计略有不同，均标有“薛先生所作”；自存储“；和报价（"e）；自存样品（待更正）&引号
仔细检查并阅读这两本书。图片右卷确实有薛先生个人修改的记录，左卷吸收了薛先生个人修改的内容
**三 ** 受主客观情况的制约，每一代学者都有自己的贡献和局限性。对于薛先生，他在宏观层面上探索并建立了一套特殊历史的叙事框架和风格，在中观层面上勾勒出了某一王朝法制的概况和特点，并在微观层面上对宋代折棍法的性质、宋代刑罚制度是否是唐代法律评论的翻版等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他还为史料核对和公益性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这是她在学术史上的足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刚刚恢复对外交流。恐怕学者们要掌握海外研究的趋势要比现在的研究生想象的困难得多。因此，高中教师在工作中留下一些遗憾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对研究范式的修正和扬弃也是学术不断进步的必然结果。然而，值得我们钦佩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努力克服语言障碍，与外界保持沟通和对话，而不考虑沟通成本。由于改革开放的红利，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获得了公共资金，可以出国环游世界。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学术培训下自由地向同龄人学习。这应该是因为他们决心在年轻时学习一门外语<人权宣言>“评论与分析”是薛先生，硕士论文，最想看到的情况
薛先生保存的宝贵信息是，我们必须看一看那个时期；学习历史；的重要窗口。以上只是利用整理的机会，随意挑选几件，聊一聊而已。幸运的是，薛先生的家人将大部分材料和书籍捐赠给了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和图书馆，使其得以保存和开放使用。对于那些对学习史和中国政法大学历史感兴趣的人来说，这自然是个好消息。这也是薛先生在个人著作之外留下的另一笔精神财富，这是薛先生逝世一周年。我想用这篇文章表达我的悲伤。此外，本文中发布的所有信息均已获得薛先生家人的授权。我在此解释并感谢
主管编辑：黄晓峰校对：丁晓